张国庆 | 上帝为每只笨鸟准备了一根矮树桩
2020-12-18 2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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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按:这组文章是一家教育媒体特约的专栏文章,内容略有调整和修改。尤其适合教师、家长和10-18岁年龄段青少年阅读。

夫妻相爱就是为民除害

王怡问年少的儿子书亚,爸爸最爱的是谁?书亚天真烂漫地回答:爸爸最爱的是我。王怡立即纠正他,爸爸最爱的是妈妈;王怡又问,妈妈最爱的是谁?书亚依然天真地说:妈妈最爱的是我。王怡又纠正他,妈妈最爱的是爸爸。

王怡再问他,爸爸妈妈最爱的是谁?书亚愣在那里,有些不知所措,呆萌而发窘。王怡笑着说,爸爸妈妈最爱的当然是你啦!

这不是一个哲学式的提问或类似于中国式的绕口令,这是王怡牧师与他儿子真实的对话。王怡牧师说,当下中国家庭,爱的次序颠倒后,孩子就成了家庭唯一的核心,生活的主旨和爱的策源地。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如果家庭关系中夫妻之爱不是第一位的,孩子的成长就一定会出现人格错位——要么过份宠溺孩子,要么放任其成长。前者会助长孩子“小皇帝”的习气,凡事以自我为中心,一俟进入公共生活时,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后者因缺乏必要的成长关怀,小孩心性发育不全,要么孤僻厌世,要么悖谬滋事,惹出无尽的麻烦,孩子最终于成为家庭和社会共同的累赘。

有说夫妻相爱,就是为民除害,这话不无道理。

大凡中国家庭,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品格少年。他们只想为孩子而活,替孩子规划人生,教导孩子“学而优则仕”。但却忽略了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才是品格少年最佳的社会模具。倘若孩子父母平常都貌合神离,口舌不断,或者精于人情世故,喜欢投机取巧,推崇金钱至上……这样的家风下,就只能是“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了。

这不得不从信仰上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一方面我们总是强调“养儿才知父母恩”,却不敢跳出传统文化的尊严,大大方方承认“养儿也知父母罪”。这种面子上和私底下的文化矛盾,延伸到社会教育的层面后,我们无不惊讶地看到“二元思维,两重人性”在孩子们性格中的膨胀和发酵。

小小少年,满是烦恼,无疑将催生他们社会观的早熟,这比早恋更可怕。就像当下每个中国人的每一天,都在各样的处境中协调着思想横来竖往的轨迹,然后像唯手熟尔的川剧变脸大师那样,甩头就可以变换出另一付面孔,以配合社会肥皂泡沫剧的情景演出。

难怪著名教育家卢梭说“误用光阴比虚掷光阴损失更大,教育错了的儿童比未受教育的儿童离智慧更远。”这话对于那些渴望孩子成为品格少年的家庭来说,是一种极具价值的忠告。

上帝为每只笨鸟准备了矮树桩

这标题不是我取的,得益于土耳其的一句谚语:上帝会为每只笨鸟都准备一根矮树桩。

中国谚语中也有类似的表达,甚至因着汉语的博大精深,人文内涵更为丰富。比如笨鸟先飞、天生我才必有用……及至三百六十行,行行出壮元。这些似乎都是在告诉我们,好高骛远之外,我们其实还会有更多摆渡人生的选择,而且可以活得更加自在精彩。

也许少年们会说,这些人生道理,我们都懂,但现实摆在我们前面的,却没有这么轻松惬意。如今教室就是战场,课桌就是阵地,升学就是攻坚。我们耳濡目染的都是“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拼命提高一分,就能干掉千人”。更为悲壮的还有“考过富二代,战胜官二代,你就成了高富帅”云云。

现实的确是身不由己的选择,社会滚滚洪流中,残酷到不进则退,逝者如斯,这恐怕是每个同学或每个家庭都不能扭转的“世之大势”。但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也这样告诫我们:“教育的目的不是学会一堆知识,而是学会一种思维。”

如果你细细体味,这句看似浅显的话语,实际隐含着一个深刻的奥秘。福斯特校长要表达的另一层意思是:知识往往是公共性的,但惟有自已的思维才可以独领风骚。

我们常说“知识改变命运”,这的确不假。但知识只是灌输而不是吸收的时候,即使你在升学路上千军万马过了独木桥,但你生命的天份因此而埋汰,身心灵疲惫难当,自由的精神、公民的责任和远大的志向都差不多消磨殆尽,这种改变了的命运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放飞人生还得靠我们自己的思维,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与众不同的天才。

故而,我们一定要飞得更高吗?岂不知高处不胜寒;我们要一定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人生境界吗?那也未必,移步换景,“待到山花烂漫时,我在丛中笑”;我们一定要选择做生活中的红花吗?其实谁不明白?绿叶配红花,绿叶的生命力比红花更加旺盛久长。还有去它的“赢在起跑线上”,去它的“只争朝夕”,人生本就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赛,真心英雄,厚积薄发,每一次笑脸相迎,每一次不懈的追赶,都会赢得人们惊喜的掌声!

这使我们看到: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虽然那些伟大的人物璀灿夺目,但惟有芸芸众才生活得更为真实可信。这就不难理解,当你查阅那些伟人们的人生追忆时,就会惊奇发现:他们人生中最为幸福的岁月,往往是做普通人时享受到的那份自由而恬静的时光。

偏科少年也许是匹黑马

经济学上有个理论叫“短板效应”,意思是说决定木桶容量的往往不是最长的木板,恰恰是最短的木板。有人据此责备偏科生,称偏科危害极大,会毁掉人生大好前程。

我不能苟同这一观点,经济学与我们生活有没有关系?当然有,而且休戚相关。经济繁荣会增加我们发展机会,并推动社会福利事业的进步。但经济学从来都是公共议题,每个人的人生却充满个性色彩。从逻辑学上讲,两者内涵虽有交集,但外延截然不同。

就像我们吃东西时的口味,萝卜白菜各有所好。小朋友们那些与生俱来的禀赋,也是如此。有的酷爱数理化,走着躺着脑海中都安放着一块写满数字和公式的黑板;有的喜欢吟诗作对,遣词造句,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有的呢,天生偏好竞技体育。别看他们在课堂上没精打彩,但只要一踏进操场,立马变得生龙活虎……

如果长辈一定要他们悬崖勒马,全面发展,而手段又过于武断、草率的话,就可能扼杀掉一个小宇宙。

在一张成绩单决定世界微笑和拥抱方式的时代,少年人们的苦恼,成年人根本不懂。所以,当希望与现实发生碰撞时,父子、母女亦或师生之间的“两次世界大战”,常常是一触即发。这又是一个极易被轻忽的社会问题,少年强,则国强,当孩子们的禀赋与他们的爱好被生命热情串烧时,偏科正是他们潜能熊熊燃烧时发出的最为耀眼的光芒。

事实上,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大爆炸时代,各门类专业因着社会分工都已精细化,那种所谓的全面发展,听上去的确甚美,但面对浩瀚无边的知识海洋,我们这无比局限的人,谁有可能成为旷世全才呢?

这样看来,没有一个不偏科的人,只是单摆幅度大小不同而已。笔者以为,宽容甚至放纵那些偏科的怪才,社会将有更多的黑马呼之欲出。

马云喜欢双语,且辩才极好,但数学却渣到瞠目结舌的程度。初中考高中两次,数学31分,高考又复读三次,数学最高也只拿到21分。但就凭一已特长,他仍写就了自己的商界传奇;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奥托·瓦拉赫曾经是严重的偏科生,文不搭意,画不擅长,惟见化学反应就异常兴奋,钻研到不能自拔,最终成为一代化学大师。还有姚明、杨振宁、爱因斯坦、牛顿、霍金、贝多芬等驰名中外的巨匠,无一例外都是偏科天才。

清末文学家,改良主义先驱龚自珍先生,有感于社会束缚人的思想,科举压抑人才,于是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疾呼,今天这话仍有意义。

话说回来,即使按社会惯性,我们因偏科没能成为这样家那样仕,又有什么遗憾呢?既然人生目标都是走向地平线,只要有信仰有好品格有自由的精神和灵魂,那怕我们只留给世界一个背影,那也是美得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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