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罗德里克 | 新技术、全球价值链与发展中经济体 | 比较
2020-12-22 08: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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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文章中,罗德里克教授在肯定全球价值链和新技术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会的同时,也提醒我们注意两点:首先,新技术通常偏向于技能,会削弱发展中国家在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的比较优势;其次,全球价值链降低了非技能劳动力替代其他生产投入的能力,从而使低收入国家更难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来抵消技术劣势。由此他主张,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应减少对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过度关注,而要更多地关注所谓的“国内一体化”,将最先进部门中已经具备的生产能力扩散至经济中的其他部门。本文原载于《比较》第100辑,此为删节版,全文参见财新网。

01

引言

新技术的出现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来说是机遇还是挑战?乐观主义者认为知识经济、人工智能以及机器人的不断改进是发展中经济体向更发达状态飞跃的历史性机遇。而其他人则担心贫穷国家难以与有更多资本投资于新技术的国家进行竞争。正如关于技术影响劳动力市场和富裕国家内部不平等的讨论那样,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对低技能劳动者受到的影响也持不同看法。技术能否通过提高整体生产率,带来“水涨船高”的好处?

还是说这些成果只能为少数高技能劳动者、专业人士和大企业享有?新技术往往会推动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下降,促进产品创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都能从技术进步中获益。手机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移动电话使人们实现了远距离的便捷通信。在明确可见的跨越式发展中,它们使发展中国家的穷人能实现长途通信,而不需政府高成本地投资于土地和其他基础设施。同样,通过移动银行,没有银行分支机构的偏远地区也可以享受到金融服务。

这些都是技术提高穷人生活水平的清晰例证。但是,如果要对发展做出真正的可持续贡献,技术不仅要提供性价比更高的产品,还应带来更多报酬更高的工作。换句话说,它必须同时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泰勒·考恩(2016)提出了“手机而非汽车工厂”的增长模式,由此引出一个问题:首先,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怎样才能买得起手机?新产品和服务可能更便宜,但如果没有更高效的工作岗位,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必然会落后。

再来看看移动电话和银行业务。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生产者服务,也是消费者服务;通信和金融是生产的中间投入,有利于生产领域。例如,一项著名研究表明,手机在印度喀拉拉邦的普及使当地渔民可以利用市场上的价格差异套利,平均增加8%的利润。肯尼亚无处不在的移动银行服务M-Pesa使贫困妇女能够从自给自足的农业转向非农业活动,从而促进最低收入水平显著增长。

新的数据技术在改变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的大规模农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大数据、GPS、无人机和高速通信有效改进了推广服务,优化了灌溉、农药和化肥使用,提供了预警系统,并实现了更好的质量控制和更高效的物流和供应链管理。这反过来又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促进了更高回报的非传统作物的多样化。

02

全球价值链、贸易和令人失望的影响

新技术往往通过全球价值链(GVCs)引入发展中国家的生产。事实上,全球价值链是新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发达国家的大公司(无论是零售商还是制造商)可以将生产链进一步细化分工,再分散到全球各地以降低成本。全球价值链又可以作为主导企业向其供应商传播技术的媒介。大家普遍认为,全球价值链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农业、制造业和可贸易服务的全球贸易性质。

理论上,全球价值链放宽了进入全球市场的壁垒,使发展中国家从中受益。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通过从事价值链中的特定生产任务进入全球市场,无需以发展附属产业为前提;所需的投入和服务都可以通过进口实现,不必在当地生产。这使跨国公司更容易在发展中国家找到细分的特定汽车零部件或消费电子产品的生产阶段。

但是,在发展中国家面临所有这些可能性中,仍然隐含着问题。生产效益是否足够大?它们能否在其他经济体迅速传播?(再次注意发达国家的类似争论)。对全球价值链所做贡献持乐观态度的人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三个基本事实:第一,近年来全球价值链的扩张似乎停滞不前;第二,除了部分亚洲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和世界贸易中的参与度仍然非常有限;第三,近期贸易趋势对国内就业的影响令人失望,这也许是最令人担忧的。

首先考虑全球价值链中的发展趋势。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全球价值链在全球贸易中的重要性稳步上升。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贸易遭受重大冲击,创造增加值的生产活动占GDP的比重显著下降。尽管此后出现了一些回升,但从2011年开始,这一趋势基本持平。这对“简单的全球价值链”(国内要素跨越国界一次)到更复杂的全球价值链(其中国内要素跨越国界不止一次)都是如此。同样,蒂默等人(2016)发现,2011年以来全球生产分散化程度一直在下降,这其实是2011年之后世界贸易比率下降的重要影响因素。这种逆转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因素造成的,包括生产分散化的可能性已趋于饱和,与贸易相关的风险和成本增加,制造业从中国回流以及需求从货物转向可贸易性更低的服务。这些趋势还会持续。因此,在不久的将来,贸易水平和全球价值链网络都不会进一步活跃起来。

现在,我们转而讨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状况。在亚洲之外的国家和地区,贸易一体化的总水平并没有提高,很多国家甚至下降了。太多国家依赖大宗商品出口,GDP中的贸易份额仍然紧随大宗商品周期变动。1995—2013年,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出口占GDP比重下降。贸易上呈现消极表现的不仅包括石油出口国,还包括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等其他国家。金融危机以来,越南、孟加拉国和印度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继续上升,然而很多原本就处于相对较低水平的非洲国家的参与度都下降了。

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参差不齐的贸易状况发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低收入国家进入前所未有的高增长时期。一般情况下,高增长与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和融入全球生产链有关,比如亚洲。显然,其他地区的模式与亚洲有所不同。在埃塞俄比亚等增长最快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工业化和贸易几乎跟不上GDP增长。相反,增长似乎主要受内需驱动,而内需则得益于由国外转移支付、公共投资或农业政策改善(基础设施、化肥、灌溉)带来的农村收入增加。正如我和我的合作者提到的,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总体生产率增长趋缓。也就是说,无论这些国家在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时扮演怎样的角色,总体经济受到的影响都是相对较小的。

就业最能说明问题。世界银行汇编的数据库使我们能够度量各个国家与出口相关的就业水平和趋势。该数据库的一个关键创新是运用投入产出表估计直接和间接创造的工作岗位数量,这在生产过程明显分散化的情况下尤为重要。例如,当出口导向型企业将某些投入品的生产外包给本国经济中的其他供应商时,出口对就业的影响可能会被低估。报告显示,制造业出口是创造就业的重要途径。低收入国家每出口1美元的就业率往往较高,这与劳动密集型生产模式是一致的。此外,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口创造的大多数就业机会都在服务业部门,而这些部门的出口很少。最重要的也许是,从2001年左右开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就业强度都在稳步下降。这在发达国家可能并不意外,因为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无处不在,这种技术变化也是制造业就业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但这在低收入国家更令人费解和失望,人们并没有看到自然资源出口多样化以及向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型带来的就业增长。

埃塞俄比亚、菲律宾和泰国三个不同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就业强度急剧下降。在相对较短的七年(2004—2011年)时间内,埃塞俄比亚每1美元出口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大幅下降,从243个减少到110个,降低了一半以上。制造业的就业强度下降幅度相似,但基数水平更高,从419个下降到234个。其他两个有更长时期数据的国家,自2001年以来也出现大幅下降,尽管没有埃塞俄比亚那么急剧。这些结果不太可能是由这些国家的数据来源的特殊性造成的,因为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表现出类似的下降趋势。

一个可能的异议是,这些发现也许是由全球价值链引起的统计假象。当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时,每1美元总出口创造的国内增加值(及相应的就业数量)自然会下降,而生产环节所需的投入更多地依靠进口供应。出口总值中的国内增加值份额减少可能由(总)出口量的增加抵消了。这似乎不太可能,因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没有大幅增加,而GDP中的贸易份额也没有增加。与出口相关的就业岗位数量(直接和间接)占总就业岗位的比例,在这三个国家中也显著下跌。在埃塞俄比亚和菲律宾,出口相关工作的比例减半。泰国的下降幅度虽然没有那么明显,但依然存在。同样,这些国家不是特例,而是代表了发展中经济体的整体趋势。有证据显示,世界范围内多个国家的就业创造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可以说,出口创造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而全球价值链并没有促进就业,与出口相关的技术和组织效益并未在整个经济中传播,这令人失望。贸易作为增长引擎这一观点受到了挑战。由于出口往往与薪酬较高的工作有关,工资水平和包容性问题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

世界银行最近公布了一份有趣的实证研究结果,该研究将出口分为两类——“全球价值链产品”和“非全球价值链产品”,前者是指通常在生产网络内交易的产品。将每类产品的出口业绩指数对一些国家特征进行回归,包括与主要市场的邻近程度、自然资源、人力和物质资本、制度质量、物流/连通性和工资竞争力。对于非全球价值链产品,只有工资竞争力与出口业绩显著相关。相比之下,对于全球价值链产品,除了工资竞争力,所有变量都与出口业绩密切相关。这些结果意味着,全球价值链对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有不利影响。全球价值链需要的技能和资本都是发展中国家稀缺的,这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在非技能劳动力方面的传统比较优势。

03

全球价值链、技能和互补性

几乎所有涉及全球价值链的政策建议都强调,如果要把参与贸易和全球价值链的潜在好处转变为现实,互补性技能和能力至关重要。发展中国家必须提升教育体系和技术培训,改善商业环境,并加强物流和运输网络,以便充分利用全球价值链。但是,这些劝诫都是老生常谈,不得要领,它们往往更多地强调新技术的内在缺陷及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部署,却忽略了新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潜在贡献。事实上,指出发展中国家需要在所有方面取得进步并无新意,也不是什么有益的发展建议,而只是相当于说“发展需要发展”。

如果贸易和技术能够撬动现有的各种能力,就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进而提供更直接和可靠的发展途径。为什么工业化在历史上一直是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一直以来,制造业与其他经济活动相比有三个显著的特征:

首先,制造技能比较容易在各国之间转移,特别是从富国到穷国。制造业或许是唯一能够在长期推动无条件经济趋同的产业,即制造业中生产率较低的国家往往在随后几十年中表现出更高的生产率增长。而且,无论国家的政策、制度或地理位置如何,这种生产率趋同都会发生。更好的制度和政策当然可以提高趋同速度。但需要注意的是,数据显示,即使经济管理不善的国家,其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也会趋同。这就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制造业可以趋同而所有经济体却没有趋同?原因在于,那些没有趋同的国家无法将劳动力迅速投入制造业,即无法迅速实现工业化。

其次,制造业是可贸易的。由于外部市场的存在,国内制造业生产不必受制于国内需求(和收入)。即使其他经济部门的生产率很低,制造业仍可以形成较大的发展规模。相比之下,非贸易品受本地市场规模的制约,而后者又取决于其他产业和部门的生产率。由于贸易条件的变化,很多非贸易部门的生产率很难提高。相比之下,制造业的发展能够促使国内生产的产品流向世界市场,增长可以长期持续。

再次,工业化模式面临较少的供给限制。制造业需要物质资本和设备,这些要素在发展中经济体可能是稀缺的。但传统上,制造业主要的可变投入是非技能劳动力。生产简单服装、玩具甚至汽车的工厂可以雇用未受过教育的工人从事生产,他们除了本岗位技能和基本的手脚灵活性外很少需要其他技能。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可以无限供应非技能工人。因此,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特别适合发展中国家,即使进一步扩大规模,也不会遇到劳动力供给方面的瓶颈。

这三个特征让制造业成为发展中国家迈向更高收入国家的神奇阶梯。发展中国家可以从非常糟糕的初始条件开始,实施一些合理的举措,推动少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国内生产。于是,增长引擎开始启动。没有必要改革所有部门或全面改善制度。随着经济增长,预算约束逐渐放宽,资本也不断积累,很多艰巨的任务就可以迎刃而解。

但是,请注意,我之前一直围绕着两点说明:技术知识的可获得性和制造业生产的低技能强度。制造业产品仍然是可贸易品,但技术变革严重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另外两个优势。在下一节,我将更深入地探讨这些技术变化及其影响。

04

技术和比较优势的变化

发达经济体制造业部门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过程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之久。由此造成的两个直接后果是,制造业部门的就业机会持续流失(从其占总就业数量的比重看),以及技能溢价(即技能劳动力和非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异)持续上升。除此之外,由于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比其他行业更快,工业制成品的相对价格有所下跌。

在市场全球化的今天,发达国家的相对价格变化也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只要发展中国家都是制成品的消费者,相对价格变动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善,对于资本品和许多高科技产品来说,的确如此。然而,只要发展中国家在制成品方面具有现实或潜在的比较优势,这种相对价格下降就是一种损失。此外,制成品相对价格的下降还降低了低收入国家工业投资的盈利水平,使其工业化进程更为艰难。如果工业化进程由于学习外部性或协调失灵而处于不利地位,那么发展中国家受到的负面冲击无疑会更大。

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些由技术变革导致的不利盈利趋势因其进口商品市场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制造业中心国家的不断开放而日趋复杂。在数十年前,由于高运输成本和限制性贸易政策的影响,国内市场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与全球市场隔离。在初级消费品等基础工业部门,进口替代和本土企业的发展空间较大。而今天,从亚洲低成本企业进口的产品已经使新产业很难从小规模和初始成本劣势起步而获得发展。

生产技术的最新趋势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只不过是更多的坏消息。自动化、机器人和3D打印技术都极大地节约了劳动力。它们将增加对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因为这些新技术与技能劳动力是互补的,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将因此减少,而低技能劳动力正是所有低收入国家拥有的重要资源。例如,当鞋子可以通过3D打印廉价生产时,那些大品牌将不再倾向于离岸外包给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这些离岸业务的回流将日益普遍。

换言之,许多(尽管不是大多数)新技术都意味着低收入国家在标准制造业中的比较优势将趋于消失。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要求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持其产业现状至少要加倍投资于人力资本。而这正是我描述的“互补性技能和能力”难题。

新技术的另一个特征,特别是与全球价值链相关的特征,也值得注意。新技术的引入也使非技能劳动力更难替代生产中的其他投入品,包括技能劳动力、资本和其他能力。换句话说,非技能劳动力和其他参与分配的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下降了。

在发展中经济体的制造业中,无论技术是否为外资企业所有,通常都需要从发达国家进口它需要的机械、软件和工人才能运作。不过,企业的精英规划可能会灵活考虑如何组合不同的生产要素。由于非技能工人相对便宜,企业的所有者可能希望节省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从而使用更多的非技能工人。在发达经济体中能自动化完成的一些任务(例如包装)可以由发展中经济体的体力劳动者完成。在经济学术语中,这被称为沿着等产量线进行的技术调整。布鲁姆使用1973—1990年的数据,从定量分析角度说明这种调整非常重要。他发现,各国相对要素禀赋的变化主要会诱发部门内生产技术的变化而不是产出组合本身的变化。换句话说,非技能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导致整个经济都更加密集地使用他们。

我的观点是,新技术使这种类型的要素替代变得更加困难,生产环节被整合到全球价值链的先进企业尤其如此。这是因为新技术带来了更严格的精确度和质量标准。手工操作不可能达到这些标准,因为它必然会导致生产中的不合规格。全球价值链的形成还意味着生产环境的治理从地方政府、生产者和消费者转移到跨国公司,致使当地公司更加依赖跨国公司的需求。离岸外包提高了发达国家的生产者替代国内劳动力的能力,但是,由于生产要求更加严格,离岸外包使发展中国家的非技能劳动力更难替代其他投入。

即使在技术复杂度不高的劳动密集型经济中也是如此。例如,发达国家的购买者对非洲园艺施加的标准非常严格:

标准一直是推动园艺全球价值链、区域价值链动态发展的最重要驱动力之一,在很多方面创造了参与和升级的规则。随着欧洲超市全球价值链的兴起,越来越多地对供应链实施标准化管理,这些标准基于西方消费者的偏好,如质量、外观、卫生、安全性和可追溯性。坚持超市的园艺标准是一把双刃剑——特别是在非洲……一方面,这样做为生产者升级到更高附加值的活动提供了大量机会(肯尼亚鲜花供应链中的产品、流程、冷链和功能升级就是范例),在某些情况下,还加强了对工人的社会保护,推动了社会进步(在乌干达花卉修剪链中出现了更多长期就业合同、工会和集体谈判)。另一方面,这样做使得只有对合规进行必要投资的生产者才能参与。(Gogeretal,2014)

正如作者观察到的,这解释了为什么(生产水果和蔬菜的)小农户很难融入全球价值链。由于缺乏互补的技能和能力,投入再多的体力劳动也于事无补。融入全球价值链带来的好处绝大部分由现有正规企业的工人获得。(相比之下,非洲消费市场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因此,为非洲零售连锁店服务的小农户面临的进入壁垒较少。)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也出现了类似的困难。全球价值链促进生产技术趋同的一个指标就是,要素份额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有相似的变动趋势。表1显示了一组典型国家的资本和三种不同劳动力(低技能、中等技能、高技能)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的增加值份额变化。在发达国家,技能劳动力的增加值份额有所提高,而在表中列出的所有国家,低技能劳动力的增加值份额都有所下降。这一现象并不令人陌生,它与发达国家对低技能工人的相对需求减少有关。颇有些令人惊讶的是,发展中国家低技能劳动力的增加值份额也出现了下降趋势。差别只在于发展中国家低技能劳动力的增加值份额下降得比发达国家更快。

为了更准确地说明这一点,让我们考虑一个带有替代弹性参数的生产函数,它可表示为:

图片

其中y表示产出,L表示非技能劳动力,S表示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组合(资本、技能和生产能力),而α是要素投入份额的参数。A表示要素中性效率水平,a表示非技能劳动力增强型技术进步参数。假设σ<1,意味着非技能劳动力和其他生产投入之间总体是互补的,这和实证研究的文献是一致的[参见Lawrence(2015)及其引用的文献],σ的下限是0,在该点,L和S之间不存在替代性,且生产函数服从带有固定投入要求的里昂惕夫形式。

我们关注的是该生产函数的两个不同变化:(a)a的增加;(b)σ的减少。第一种变化提高了劳动力的生产率,增加了对S的相对需求(在σ<1的假设下),它代表传统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第二种变化降低了非技能劳动力对其他生产投入的可替代性,并反映了刚才讨论的生产标准日益严格的情况。

通过一些描述性计算,很容易看出这些变化的共同后果。与上述生产函数相关联的是成本函数,我们可以校准成本函数,以此测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生产成本。这反过来又使我们了解当相关参数改变时,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是否可存活。假定发展中国家非技能工人的工资水平只有发达国家工人的20%,且A平均只有前者的一半(通常以0.4的标准差分布在均值周围),富国和穷国的生产函数相同。我们先设置a=1和σ=0.8,然后校准其余参数,在基准均衡中,大约50%的发展中国家是可存活的。(“可存活”一词意味着其单位成本不高于发达国家。)

随着a的上升和σ的下降,发展中国家可存活企业的比重逐步下降,同样重要的是,这两种效应具有乘数作用,能够相互强化。考虑a从1增加到3对应的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的影响。当σ=0.8时,可存活企业的比重从55%缓慢减少到46%;但是当σ=0.4时,可存活企业的比重会从42%骤降到19%。同理,当a值很高时,σ的降低将使发展中国家承受更大的竞争压力。要注意,这里是按照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固定工资水平计算的,均衡必然会要求调整工资水平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生存能力。因此,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解释这些结果,即在技术变化后,为恢复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需要使工资水平向下调整多大的量级。

劳动增强型(和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文献。至于我假设的替代弹性减少是否有类似的证据呢?关于这种趋势的系统性证据并不多,部分原因是实证分析倾向于将σ视为不变的深层参数。然而,在一篇即将发表的论文中,罗伯特·劳伦斯已经表明,与2000年之前的时期相比,2000年之后的美国制造业σ水平较低。我们也可以从横截面研究中推断出一些结论。这些研究认为技术上更复杂的活动往往有较低的σ。拉瓦尔(2108)发现,服装和纺织品行业的σ比电机行业显著要高(但仍远远低于1)。有学者(Baccianti,2013)通过估计,提供了一个大致相似的排名顺序。奥伯费尔德和拉瓦尔(2014)发现(在行业层面)σ在美国比在三个发展中国家都要低得多,而印度的σ最高。鉴于这些结果,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发展中经济体采用发达经济体使用的技术往往会降低σ。

阿西莫格鲁和齐利博蒂(2001)关于不合适技术的论文对这一论点提出了补充。他们从同样的现象出发,即认为发展中国家需要从先进国家引进技术。他们认为技术变革的方向取决于要素相对价格。由于富裕国家的技能相对丰富,新技术往往会得到优化,供技能工人使用。当他们与低技能工人一起使用时,生产率就会更低。因此,发展中国家即使能无成本地获得最新技术,在生产率方面也会遭受损失。正如阿西莫格鲁和齐利博蒂表明的,这种技术与技能的不匹配劣势并非使用更多低技能工人能补救的。

所有这些并不是说,采用新技术对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提高或者就业创造没有直接的积极作用。相关学者非常清楚地描述了非洲通过数字化提高了潜在的生产率,他们认为这也提供了乐观的就业前景。但这里的讨论表明,新技术不成比例地青睐拥有丰富技能和资本的富裕经济体而不是发展中经济体。因此,它们使较贫穷的经济体更难以掌握更先进的产品,也削弱了它们在较老、较传统产业中的比较优势。不过,实际的净效应依然无法确定。

05

服务业是新阶梯吗?

我之前讨论了制造业的特点,它是低收入国家实现发展的阶梯,至少在最新的技术趋势来临之前是如此。如果制造业变得越来越技能和技术密集型,无法再吸收非技能劳动力,那有什么替代产业呢?全球价值链除制造业外,还包括农业和服务业。关于农业,毫无疑问,发展中国家通过更好地利用投入、应用新技术和多样化耕种新作物,具有提高农村生产率的巨大潜力。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即使新技术不是劳动节约型的,农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也非常有限。在经济增长期间,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预算份额会逐渐下降。无论如何,正在增长的经济体必须为非农产业和城市地区的非技能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

发展中国家过早工业化的一个后果是城市服务业的就业增长更快,收入水平则较低。服务业能否取代工业化(或去工业化),推动经济增长?有学者说明了服务业的情况。首先,服务贸易日益增加,贸易额的扩大速度快于货物贸易。其次,部分由于全球价值链,服务业的生产率往往不再停滞,可以迅速提高。再次,许多服务行业能够吸收大量就业。最后,服务对环境更友好,服务主导的增长模式将更加绿色。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一般高于传统农业。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服务业的转移提高了整个经济的生产率。正如刁新申(2017)表明的,这是低收入国家近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然而,服务业是各种活动的大杂烩。一些服务业,如旅游、信息技术或金融,确实可贸易程度高,它们与制造业都有技术上动态变化的特征,为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向发达国家(无条件)趋同提供了可能。其他服务业,如许多个人服务和零售服务,是不可贸易的,它们的技术停滞不前,并由小型非正规企业主导。问题是,第一类服务业中,很少能吸收大量的非技能劳动力。商业服务业在贸易和全球价值链方面有巨大的潜力,很容易成为全球价值链中技能最密集型的服务业。但它们在为低技能劳动力创造就业方面没有太大潜力。

在零售和批发等传统服务业,一些国家成功地提高了生产率,且往往允许外国公司进入。但是,这些活动随后主要由规模更大、资本更密集的生产者进行重组,这往往不利于就业。这类服务业(如零售业)的很大一部分问题在于,吸收过剩劳动力的低生产率小公司占主导地位。当这些公司被逐出市场,就业会受到打击。在两个主要服务业部门——批发和零售贸易以及个人和社区服务中,各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就业创造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生产率表现最好的服务业部门通常会裁员;劳动力吸收部门的生产率则通常表现最差。这种规律与刁新申等人(2017)对高增长的低收入国家的研究结果相吻合。劳动力进入城市服务业的问题在于,服务业的扩张往往以生产率长期停滞为代价。劳动力流入服务业比率较高的非洲国家也是服务业生产率表现较差的国家。

因此,我们又回到了同样的难题:如何创造就业?

06

总结

人们常说,全球价值链和新技术为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市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使它们更容易在不发展国内供应链的情况下从事特定的生产任务。虽然事实可能的确如此,但全球价值链和新技术也表现出了阻碍经济升级的特点,甚至可能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我认为,新技术对低收入国家构成了双重打击。首先,它们通常偏向于技能和其他能力。这种偏向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在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其他行业)中的比较优势,减少了它们的贸易收益。其次,全球价值链降低了低技能劳动力替代其他生产投入的能力,从而使低收入国家更难以利用其劳动力成本优势来抵消技术劣势。从经济角度看,这是两个会相互加强的独立冲击。换句话说,每一种冲击都会增加另一种冲击的代价。迄今为止,就业和贸易方面的证据表明,这些劣势可能大到足以抵消优势。

当然,全球价值链在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服务业和农业方面也有所贡献。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出口是通过全球价值链创造的,全球价值链也是新技术传播的渠道,但受影响的部门和生产活动在国内经济中的比例仍然很小,新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性就业仍然仅限于一小部分全球一体化的企业。

上述推论的一个直接含义是,发展战略应减少对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关注,而要更多地关注我们所谓的“国内一体化”。最主要的挑战在于将最先进生产部门中已经具备的生产能力扩散至经济中的所有其他部门。投资人力资本和改善治理肯定有助于改善经济基本面。不过,各国可能更需要积极的政企合作政策,以加强高生产率的全球企业、潜在的当地供应商和国内劳动力之间的联系。这种合作将以简单的交换条件为基础:政府协助消除这些公司面临的具体发展瓶颈,以使它们更多地利用国内资源,包括最重要的资源,即国内劳动力。一些研究在讨论“新产业政策”(例如Rodrik,2007,2008)时阐述了指导这种积极政策的原则,尽管这些政策当然不会完全集中在制造业。

新产业政策的特点是程序要正确。好的政策主要是好的制度环境的结果,而非自上而下的技术官僚体系的结果。通过激励机制选择合适的扶持部门和预先指定的干预措施,如出口补贴、信贷分配等,为一些东亚国家提供了很好的发展土壤,但它们在其他地方并没有取得太多成功。

相反,我们必须将富有成效的政策视为公共和私人部门之间持续的战略合作过程,并牢记如下目标:

◎学习:在不同的生产活动中,企业面临什么约束?

◎试验:消除或抵消这些约束的最佳方式是什么?

◎协调:政府的所有相关部门是否能相互合作?

◎监督和评估:政策变化或干预的效果如何?

◎政策调整:是否将学习融入新的政策?

在这样的政策制定模式下,政企关系不会是自上而下模式中的保持距离型,但政府也不会被寻租企业俘获。企业负责制定与公共目标(例如就业扩张)相一致的行动计划。作为回报,政府帮助解除私人部门受到的约束,同时对整个社会负责。

这是一个艰难的平衡,但是并非没有达成这一艰难平衡的例子,例如秘鲁的产业部门圆桌,有学者(Ghezzi,2017)对此进行了讨论。不过,仍不清楚的是,这样的政策能否在足够大的范围内得到执行,并最大程度地减少国内生产一体化面临的挑战。

(周南许望亭译 郑江淮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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